动机缺失(apathy)是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主要表现形式,会导致患者的社会功能严重受损。青少年和成年早期是疾病的高发时期,鉴于这一时期是个体社会功能发展的关键时期,从社会情境角度可能有助于厘清精神分裂症动机缺失的潜在病理机制。近年来,研究者们通过基于努力的决策来探究动机行为背后的心理病理机制。但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社会动机功能失常的潜在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动机水平如何影响了该类决策背后努力与奖赏之间的权衡计算机制还是未知的;在此基础上,以往研究发现的动机缺陷是否适用于社会情景仍然不清楚empirical antibiotic treatment,也不清楚精神分裂症的基于努力的社会性决策是否存在损伤。本论文开发了新的基于努力的决策范式用以探究动机对不同类型奖赏的代价-收益计算过程的影响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情景下的基于努力的决策功能。研究一中招募了100名健康被试(28名男性)进行参数化的基于努力的决策范式。参与者需要选择“接受”或“放弃”与异性伙伴交谈的机会,也需要选择“接受”或“放弃”获得文具/办公用品的机会,如果选择接受则需要付出一定的躯体努力(重复按键)。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在社交(vs.非社交)条件下,个体对奖赏吸引力更敏感,而在非社交(vs.社交)条件下,他们对体力努力的敏感性更强。为了更严格地检验决策背后的价值计算,我们建立了12个关于选择的计算模型。贝叶斯模型比较表明,假设奖励和努力之间的权衡(由参数k表示)与反应偏差(由参数b表示)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变化的模型优于其他候选模型。结果显示,在更多奖赏-努力权衡中,个体对社会(vs.非社会)奖赏的权重赋值更高(k _(human)vs.k _(object):0.57±0.13 vs.0.47±0.15;t_(99)=6.635,p<.001)Belumosudil NMR。个体追求愉快体验的动机越低,其对社会奖赏的估值越低,而对追求社会奖赏需要付出的努力的估值越高,这个结果在非社会决策的奖赏和努力评估中未显现出类似的模式。研究二中招募了27名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14名男性)和36名人口学匹配的健康对照(14名男性)。为了测量社会场景中基于努力的决策,我们自主开发了模拟工作面试任务,通过计算高努力任务选择的比例、对任务感知到的压力和努力水平、收到反馈时的愉快和激动水平来考察潜在的组间差异。结果显示,当面对中等和高额奖赏时,精分患者相比健康对照组更少选择高努力任务(严格面试情境)。有趣的是,相比社会参与度较低的工作类别,患者面对更高社会参与程度的工作机会时,基于努力的决策能力损伤更为严重。此外,患者动机缺失症状越严重,高努力任务选择的可能性越低。综上,两项研究结果表明,动机缺失的本质与社会情境的代价-收益权衡计算失衡有关,不仅如此,基于努力的决策功能在这些动机缺失症状更高的精神分裂症中表现出更严重的损伤。这些研究从精神分裂症谱系角度,揭示了动机缺失的潜在心理病理机制,为症状干预手段的开发提供有力的实证基础。